英文翻譯典籍翻譯的推動力和檢驗者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國文化典籍浩如煙海、博大精深。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文化典籍的對外翻譯工作已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以及學界與翻譯界的高度關注。目前，如何進一步開展和深化典籍翻譯事業，已是擺在全國有識之士和全球華人面前的一項義不容辭的光榮使命。結合相關領域的既有成績和經驗，筆者提出一些設想和建議，希望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和學界譯界的注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對外翻譯工作仍顯得缺乏系統和目標，使得這個本來是要大力推進、穩妥進行的文化項目顯得缺乏主腦和操作的有序性。爲了有效地進行規劃和實施，作爲典籍翻譯的推動力和檢驗者，就不能不重視它的組織工作。我們可以在國家層面上繼續組織大型的翻譯和研究項目，如在“大中華文庫”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國家職能部門、出版編輯部門和翻譯研究部門三方面的積極作用，加強統一協調，取得更大的成就。
繼續解放思想，重新認識中國文化及其典籍，穩妥地推進典籍翻譯事業。就典籍翻譯的文本範圍而言，以前較爲傳統的認識是孔孟加老莊，最多擴展到先秦諸子，翻譯領域則長期局限于唐詩宋詞，再加上一些散文名篇。這樣的認識顯然不夠全面。
重新認識中國文化典籍，需要突破原來的認識模式。重新認識中國文化及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以現代學術眼光出發並從文化戰略的高度，進行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思考。這就要加強國內不同學科之間的聯系和溝通，交流思想和觀點，互通信息和資料，以便形成一種開擴而博大的學術視野和對外交流的全球化的文化戰略眼光。具體而言，所謂中國文化典籍，就是以我們常說的儒釋道、文史哲爲基礎，逐步擴大到包括天文地理、工藝制造、書畫藝術、文藝理論等領域，也可以包括園林建築、習俗日文翻譯制度等文獻層面。文化典籍的外延（所有重要文獻）和下限（不止于明末清初）可以適當調整，以免視野受限而影響決策和交流。
此外，原先的文化典籍局限于漢族文化和漢語文化典籍，如果不更新和發展，難免顯得單一。我認爲，在漢族文化和漢語文化典籍外，還應適當包括滿、蒙、回、藏等少數民族的文學和文化典籍，如少數民族的史詩和神話傳說等，以便形成反映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總體風貌。事實上，在近期有關學術會議上，少數民族典籍的翻譯問題已被提上議事日程。當然，具體的選擇和落實可能會面臨一些語言和資料問題，也會有一些不同的認識問題，但只要我們進一步開放視野，積極收集和占有資料，就可以形成翻譯和研究新的生長點，開創出中華民族典籍翻譯的新局面。
在這裏，我想特別強調對外翻譯中多方合作的重英文翻譯要性。在中國譯協原常務副會長林戊荪的倡導和推動下，香港學者和大陸譯界以及國際出版社密切合作完成《中國翻譯話語精粹》，其翻譯出版和推廣的經驗值得借鑒。中國外文局和中國翻譯協會及其地方各分委員會一直起著很好的推動和宣傳作用。繼續發揮其作用，積極開展翻譯的組翻譯社織活動和研究工作，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此外，也可以發揮其他學術研究團體和社會團體的組織和號召作用，如全國一級學會“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增設了“漢語典籍英譯研究學科委員會”，會長潘文國積極參與指導典籍翻譯會議。
加強典籍翻譯的組織性和計劃性，注意提高翻譯質量，擴大其對外影響。衆所周知，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主體，經曆了外國人、海外華人和中國大陸譯者幾個發展階段。在不同發展階段中，對外翻譯工作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重心轉移和新翻譯模式的不同選擇。這無疑是可喜的。
迄今，全國性的典籍英譯學術研討會議已經召開六屆，第七次全國典籍英譯學公證術研討會今年10月底將在長沙召開。當然，專家學者和翻譯家個人的作用也不容低估，特別是少數翻譯精英的積極帶頭作用，如許淵沖、汪榕培、王寶童、卓振英等已取得不少翻譯實踐和研究成果，應繼續發揮他們的領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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